八年抗战“鼻咽癌”

导读：八年抗战“鼻咽癌”

曾姓从曾子之后，第77代是祥字辈，曾祥藻是其一，号“益新”。曾子的后人、完整的家谱、医学博士、“海归”派……一系列跨越时空的元素堆叠起来，似乎对曾益新的人生起着“宿命”般的作用力，即使一度倾力文学小说，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肿瘤学家”的身份名号。10月16日，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他又获得了一项殊荣———“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从遗传学的角度讲，我们曾氏家族比较单纯，是个难得的研究模型……”曾益新三句话不离本行。

“就是想把鼻咽癌的遗传机制搞清楚”

在百度上搜索“曾益新”三个字，从1998年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到2005年中科院新增选的年轻院士，从中山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到《癌症》杂志主编，丰富的信息最终总会归结在一个词上———鼻咽癌。“为什么把鼻咽癌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在广东一干就是8年？”

“我从1997年回国以后所做的一切研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探索为什么广东人易得‘鼻咽癌’，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想把‘鼻咽癌’的发病机制搞清楚。”鼻咽癌又被称为“广东癌”，是世界上唯一被冠以地名的恶性肿瘤，全球有80%%的病例发生在中国。然而鼻咽癌的发病远不仅是在广东省，附近的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以及港澳、北非、阿拉斯加地区都受到影响的人数达4亿之众，每年新发病例1.5万人以上。“小时候的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邻居大婶得了鼻咽癌，恶性肿瘤很快就扩散到了淋巴腺。现在回想起来，她去世的时候，样子很惨，很可怜。”这段经历，或许是对曾益新选择研究方向的一个小小的注解。实际上，鼻咽癌的发病包括遗传、环境、EB病毒感染等因素，这种复杂性使之成为癌症研究的很好的模型。曾益新明白，对鼻咽癌发病机理的阐明，将是对癌症防治工作的一大贡献。

“筛查八年，找出一个致病突变基因”

曾益新牵头的“鼻咽癌分子遗传学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科技工程，其中包括基础学科、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生物信息学、分子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统筹这么大的“工程”，不努力还真不行。

“想当年出去留学，就是要回来为国效力。”曾益新1990年博士毕业后，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工作了一年多，先是东渡日本，后又远涉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心切的他像海绵一样，吸纳百家众长。1997年初，曾益新回到中山大学，1998年，他正式担纲，做起了鼻咽癌研究的领头羊。他回忆说，1986年国家推行科研体制改革，原来按照科室和人头配备实验设备的方法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却阻碍了“课题负责人”制度的发展。“但比起老一辈的科研人员，我们这一批人很幸运，赶上了国家科技大发展的好环境。”“我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留学第一天，就看到一个老教授因为没有课题经费在搬家，尽管她也曾经辉煌过。”典型的美式科研体制，让曾益新思索了很多。回国出任中山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改革。最开始有三分之二的人不理解，后来经过多次解释和探讨，改革方案顺利实施，课题负责人制度开始实行。整合病理资源、搜集相关数据、采集临床标本、建立研究路径……厚积而薄发，课题组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2002年，他们对鼻咽癌患者的血样进行全基因组扫描、定位和遗传连锁分析后，将鼻咽癌易感基因锁定在人类4号染色体短臂4p15.1-q12的区域上，这个区域大约有1000万个碱基对。这一发现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遗传学》上，被评为2002年“中国医药卫生十大科技新闻”和2002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此后，他们又在定位区内找到了一个在高发家系病例中发生突变的基因，该项成果发表在2006年1月美国出版的肿瘤领域权威刊物《癌症研究》上。鼻咽癌易感基因的发现，确定了鼻咽癌的发病具有很强的遗传背景，并在EB病毒感染等后天因素的影响下发生。“易感基因肯定不只一个，要真正阐明其遗传易感机理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曾益新说，“我们希望再经过几年努力，能够研制出可用于预测鼻咽癌发病风险的基因芯片，能够提高鼻咽癌的早期发现率，从而提高其治疗效果。”

“科学研究是一场寂寞而艰苦的长跑”

“科学研究是一场寂寞而艰苦的长跑。我必须特别认真和勤奋。”曾益新说，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同事们几乎都乘地铁上班，为避开人流高峰，早上6点钟就得起床赶路，晚上9点后才下班，他们个个近乎工作狂，做事追求尽善尽美，什么事都要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检查。跟这样一班同事在一起，根本别想偷懒。有一个细节曾经让他纳闷，在实验楼的走廊上，贴着一个告示，告示说：“请全体研究人员今天晚上七点必须下班。”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上级出于对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状况的考虑，发布的强制下班指令。工作狂的民族特性可见一斑。“现在我的身上还有留学日本时候的印记，我对下属和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于有时候他们会感到紧张。”曾益新笑了起来，“但是，严谨和认真的工作氛围，让我受益匪浅。”后来到美国留学，他的导师有一辆“丑八怪”吉普车，他天天开着它上下班，下大雪时别人不去上班，导师肯定去。导师有一篇论文是20世纪生命科学领域中被引用最多的10篇文章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先后在《自然遗传学》、《癌基因》和《自然》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从美国回国的时候，原来在日本的导师发邮件给曾益新，认为他回国“是一种浪费”。曾益新却不这么看，他说这些年的经历，就像许多老一辈留学人员一样，踏踏实实走过了“三部曲”———安定下来、融合进去、发挥优势。

“事实证明，回国发展是一项明智的选择。每一个勤奋工作的人都有机会、有舞台。更重要的，是找到了精神上的文化认同感，这个层面上的‘回归’让我着迷。”曾益新说。就是凭着这股精神，他带领课题组一刻也不停地奋战，已经成功收集了132个鼻咽癌高发家系，建立了1300多株转化细胞株，建起了国际上最大的鼻咽癌高发家系样品库，保存了珍贵的人类遗传资源，还构建了鼻咽癌组织和非癌鼻咽组织的DNA库，并克隆到一些与鼻咽癌发病相关的候选基因。

“科学探索的路上，有欣慰也有遗憾”

“在日本体会到勤奋和认真；在美国感受到自主和创新，这些都成为我宝贵的经历。”曾益新毫不讳言，做科学不能“闭门造车”，不同思维碰撞出的火花往往是创新的起源，而别人的想法和建议常常是助自己成功的捷径。1998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同行杨焕明教授跟他聊起了当时国际生物学界的热门———人类基因组测序。当时，曾益新所在的肿瘤医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类血样标本，而这，恰恰就是进行测序工作的重要前提条件。以前的研究并且发现鼻咽癌病人有高频率的3号染色体断臂片段缺失。于是，二人一拍即合，签订了科研合作协议，测定3号染色体断臂上100个KB的序列。后来，杨焕明他们积极努力，争取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任务，最终的结果证明，这个是足以令中国人骄傲的科研事件，曾益新和他的团队也有一定贡献。如今，这段历史也成了他津津乐道的小典故。科学探索的道路上，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遗憾总会有。”在广东省，文献记载中有一个鼻咽癌病史非常完整的家族。100多个人中，有26个都是鼻咽癌患者。“如果能够对这个典型家系进行取样分析和基因筛查，一定能得出非常理想的结果，因为这样完整的模型并不多见。”他摇了摇头，“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劝说工作，但是非常遗憾，这个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始终不肯配合我们，因为曾经受过被暴露了家族病史隐私的伤害。”他说，“鼻咽癌分子遗传学科研”的最终目的在于，把鼻咽癌的遗传易感基因全部弄清楚，使任何一个人用基因芯片技术来筛查鼻咽癌，每一个人都可以预测到自己一生中发生鼻咽癌的风险有多大，然后积极防范。有了这样的基因芯片，就使得那些鼻咽癌高危人群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发病的可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曾益新认为，“大概需要5年到10年。”“当你越深入时，链式的问题就不断出现，需要解决的问题越多，想要得到的信息就越多，这就是科学的魅力吧。”

■人物档案

曾益新，一九六二年出生于湖南，一九九二年获得中山医科大学博士学位，后赴日本东京都老人综合研究所、东京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从事肿瘤抑制基因调控机理的研究。现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及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并担任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二○○五年十一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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