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日子：癌后能工作？

导读： 无论你能否康复如初， 能否热情饱满地投身工作，也不管你是不是比健康人更有才华，领导和同事们是否真的关心你，绝大多数

　　无论你能否康复如初， 能否热情饱满地投身工作，也不管你是不是比健康人更有才华，领导和同事们是否真的关心你，绝大多数的乳癌患者都会遇到同样的尴尬：你，已经没有竞争力，事业的大门善意而冷漠地关闭了。

　　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竞争需要实力，而实力最基本的要求是在所有相关个人情况的登记表中，健康状况一栏呈现“良好”字样。这对乳腺癌患者来说是一个考验。

　　即使乳癌患者们已经康复，在她执笔面对这一栏的时候，总会犹疑再三：我还有权力写下“良好”二字吗？如果无权，我会因此而失去什么？上级会用怎样的态度给我分配工作？同事们在与我合作时是否会有压力，是否会因压力而不愿与我合作？如果上级和同事们都非常照顾我，我自己还好意思申请想要的职位吗？

　　将自己换位为上级或同事设想一下，如果你有一位乳腺癌患者的下属或同事，你会怎样看待她？你是不是会因为她曾经患癌而把她与其他健康人区别对待，善意地把关爱和照顾慷慨地给予她，也理所当然地拿走了她所有晋升、培训等与事业发展相关的机会，不管她是否具有胜任工作的能力？

　　在采访过程中曾与我的患者朋友们就工作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其中有极少部分的幸运者依旧拥有她们从前的职位，并能凭借她们的实力和超凡素质克服障碍继续升职，但是更多的人则选择接受被基本闲置以保养身体的工作环境。

　　应该承认，那些在大单位中享受完备医疗体系保障的患者是极其幸运的，她们所面对的问题最多是放弃升职，而那些小公司的职员遇到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糟糕，为了保住工作权利，她们不得不长期隐瞒患病历史，把自己刻意地伪装成健康人。伪装是很难的，作为一个有乳癌病史的女人，在生活细节和人际交往中，无法完成这个天衣无缝的伪装，久而久之，这个拥有很多生活禁忌的女人，很有可能变成人群中的异类，遭受他人的猜疑和排挤，工作也因此会有更多麻烦。

　　有时候朋友们会开玩笑，国家有明确政策关注残疾人，在一个事业单位中，必须召收一定比例的残疾人，以帮助他们获得自食其力的能力。那么失去一侧甚至双侧乳房，并同时会有一定程度劳动力丧失的乳腺癌患者，是否也可以得到一些关照？让她们在患病并缺乏生活保障的时候，能够养活自己，并能攒一些钱用来应对新的治疗？目前在欧美一些国家，那些在手术中创面极大的乳腺癌患者可以评残，并享受残疾人应享受的所有福利待遇，而目前在我们国家，这还只是个私下沟通的梦想。随着中国乳腺癌患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乳腺癌的低龄化，乳癌患者的工作环境将作为一个群体问题，引起国家和政府的关注。

　　非常幸运，我的领导和同事们给了我最大的关照，一直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理解，同时也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认真工作。

　　没有人告诉我必须放弃什么，所以我坚信，我能够继续工作。

　　上班了

　　2002年12月，我上班了。

　　在家呆了八个月，这八个月太漫长了，不仅仅因为在此期间我的身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远离了我热爱的工作。

　　尽管领导并不建议我立即上班，但我还是坚决要求开始工作，我想也许我比身边的任何一个同事都更珍惜这份工作。

　　在成长的岁月里，我的梦想中并没有记者和编导的字样，生长在军营中的我，从小就希望将来能和爸爸团里卫生队的阿姨一样，穿上漂亮的军装，在一枚五星（帽徽）两面红旗（领章）三块红的映衬下骄傲地甩着臂膀昂首阔步地走在队伍中，那种豪迈和不凡让人仰慕得直流口水。在小学五年级之前，我的美术作业中画得最多的就是女兵头像，不仅在自己的本上，班上几乎所有女生都爱把她们的美术本摞在我的桌上由我代劳，瘦小的我乐此不疲，美得不行。这件事是我小学生涯里唯一令我骄傲的事情，我坚信我一遍遍快乐地描画着的就是我的未来。

　　爸爸的部队在河北易县清西陵，风水很好，是数代皇家墓地之所在，在爸爸的军营里零星地座落着几座皇妃的墓群，因为红墙上的瓦是绿色的，孩子们称之为小绿陵。上学的路上常会和小伙伴们沿着妃子陵高高的灰砖红墙一路紧张走过，要走在那里为的不仅是脚下的青石被巧夺天工的匠人砌得天衣无缝，还因为夏天的墙下有一份格外的凉爽，紧张则是因为红墙的里面有隔世的美丽阴魂。

　　在那里生活了12年之久，我熟悉那里的每一座山，还有那一条条随着年龄增长而日渐萧条的可爱小河。童年的小河里总是有三五成群的伙伴，伸着小手卷着裤腿去捧小鱼小虾，每个人都因摸鱼时太过入神而洇湿了屁股，回家时一边叫笑着，一边抖着裤子期盼在到家前晾干。那份快乐和自在是我童年的财富，它令我对城里孩子们的枯燥游戏不屑一顾。在易县清西陵的大山里，童年转瞬而逝。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地进了军校，既当兵又上学，比我的梦想还要圆满。规律的军校生活让我迅速长壮长胖，虽然并不喜欢我所学的无线电短波通信的专业，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身着戎装自以为美的良好心态。军校在重庆。

　　由河北向四川，出了北方的山，又进了南方的山。一直生活在山里的我，在十八岁之前，没看过电视。

　　因为父亲过早去世，母亲和三个孩子度日，每月会领到部队发给的生活费，加上母亲的努力，家中的生活并不艰难，但也不算富裕。部队家属院里的孩子们看上小黑白电视的时候，我只能在家看书画画练毛笔字引吭高歌自娱自乐。上了军校，队里有一台大电视，可以看新闻，但是我对它并无兴趣，连电视机的开关都没碰过。

　　电视离我那么远，直到27岁的那年，我已经生下了可爱的儿子，脱下了军装，从位于北京密云山中的部队所在地进了城，并于偶然间走进北京电视台堂皇的大门，走进有着无数的屏幕、壮观的剪辑台以及数名神采飞扬的年轻编导的神秘机房。从那一刻起，成为这里的一员，成为一名电视人，成了刚刚走出大山且对电视一无所知的我，一个不敢奢望又不忍放弃的梦，那时的我已不再年轻。

　　为了这个不着边际的梦，我在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养育儿子三份无一不需要大量消耗体力和脑力的艰辛生活里，心力交瘁地苦熬了四年。当我把用了足足四年之久的北京电视台的临时出入证换成崭新的正式工作证的时候，那份自豪和满足是无与伦比的。

　　于我，这并不只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一个令人骄傲的职业，更是一份令我一见钟情的真爱，一线历尽艰辛千求万求来的水源，一束我不能不珍惜的阳光。我热爱这份工作，象热爱我的生命一样。

　　上班了。这个班有着太多的内涵，它意味着健康，意味着被需要，意味着享受与同事并肩齐行的快乐，意味着大病后的我开始了正常生活。

　　上班是快乐的，但是在家闲了太长的时间，猛然间再进入角色，总会有些心慌气短，走进曾经令我神往的编辑和配音机房时，我竟然会暗暗发抖；即使坐在家中的电脑桌前什么也不做，都止不住心脏高频率地狂跳，呼吸也因为对身体的失望而无法平和，这是生病之前从未有过的，也是我未曾料到的。体弱带来的不适无数次地撼动着我的信心，为什么在我真正得到了这份挚爱的工作时，老天爷会让我生病呢，难道它真的本不应该属于我吗？每当我疲惫不堪时，我都会问自己，我还行吗？我能坚持多久，如果我坚持不了该怎么办呢？然而这样的感觉是不能在众人面前言表的，因为我怕自此之后，在他人的眼中成了一个濒死的废物，一个不再为人所需的多余人，继而失去工作，失去养家能力。

　　看着照片上儿子灿烂的笑容，眼泪静静地流淌，未来会是怎样的，我不知道。

　　我没有向家人和同事过多描述我对身体的担忧，而摆在面前的工作也让我无暇执着于此。

　　经常会去医院做个简单的血象检查，白细胞始终在正常值以下，这意味着我的免疫力一直较差，无力和疲倦会随时袭来。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并未完全复原，更没有意识到我所面对的工作其实是超负荷的。

　　也许正是这份无意识，让我抑制了体弱的信息。我把自己完全置于健康人的正常工作状态中，为了工作流泪，焦虑，兴奋和大笑，有苦有乐的真实生活让我有机会细品活着的每一种滋味，让我为我可以承担这些自然的压力感受这些原本的快乐而深感幸福。

　　每个看到我的同事都会特别真诚地表扬我说，“你的气色真好。”而我更是春风满面地宣扬说：当然，我从里到外都很好。”这份虚张声势并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做给自己的。如果我不相信自己还可以朝气蓬勃地活着，尽职尽责地工作着，那我就会真的变成一个越来越丑越来越笨越来越没用的家伙，那么烂的日子，我不想要。

　　正当我力不从心的要命时刻，SARS来了。

　　2003年的初春，中央电视台天天直播如火如荼的美伊战争，紧接着北京电视台就开始直播全民动员抗击非典。

　　由于SARS到来，令北京城漫延着恐怖无助的气息，北京人突然由神清气闲地坐山观虎斗点评国际时势，转而惶惶然自顾不暇，战争和瘟疫在地球的不同位置以不同的方式考验着人类的坚韧。

　　每天报告着的死亡数字和新增病例让平安活着的人们突然感受到世界末日的来临，商场中疯狂抢购的人们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因疾病的磨历早已打破生死之碍的我，此刻异常平静和清醒。

　　此时，北京电视台无时效性栏目均暂时停播，我所在的栏目也名列其中，单位宣布暂时休假。这真是太好了，在我疲于应对工作的困窘当头，突然有了一个空前闲适的漫长春假，我可以安心地调养虚弱的身体。

　　在休养期间，十集纪实系列片《珍爱乳房》（原名《乳房的故事》）的拍摄计划诞生了。

　　上班后的日子从此越发忙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