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靶点联合阻断的发展方向

导读：多靶点联合阻断的发展方向

人类与严重威胁健康和生命的肿瘤，做着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医生们为了扭转肿瘤的耐药，试图找出一种能抑制P-糖蛋白的调节剂，但无一成功

多靶点联合阻断的发展方向

人类与严重威胁健康和生命的肿瘤，做着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医生们为了扭转肿瘤的耐药，试图找出一种能抑制P-糖蛋白的调节剂，但无一成功。究其原因，绝大多数临床前的人造模型都试图针对单一因素来解决多药耐药的问题。而临床产生耐药的现实模式毫无例外地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仅阻断一个环节是不可能影响其耐药的发生，因此也难以成功。

我们今天的分子靶向治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除了伊马替尼高度针对引起CML的Bcr-Abl基因改变从而疗效异常显著外，大部分靶向药物的有效率基本都在10%左右。其原因正是因为大多数实体肿瘤都是多靶点多环节的调控过程。仅以结肠癌为例，且不说众所周知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1(EGFR-1)的调控，研究人员还发现很多其它因子，如HER-2受体表达，蛋白酶激活的受体-2，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和相应受体表达，Src非受体酪氨酸激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过表达，转化生长因子-α受体，NAG-1(一种转化生长因子-β超家族成员)表达，Fas(CD95，APO-1)受体（一种诱导细胞凋亡的跨膜细胞表面受体）和A3腺苷受体等[2~6]。它们不是直接参与肿瘤的生长就是间接影响细胞周期或其它生物过程。应该认识到，细胞中信号转导机构是一个复合的、多因素交叉对话的蛋白网络系统。它能通过有效的联络将上游的发起性因子信息转化成下游的效应性结果。因此，只是看到单一因素的过表达就一定有肿瘤生长的功能性作用，显然是不全面的。同样，阻断一个受体就能阻断任何信息传导也是不客观的。

最近报道的多靶点成功范例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2004年ASCO年会上，Haiworth JD及其同事[7]报道了联合运用VEGF和EGFR阻断剂Bevacizumab和Tarceva在晚期肾透明细胞癌的结果。患者在治疗中使用的剂量与单药试验相同：

Bevacizumab 10mg/kg，1次/2周，静脉给药，同时每天口服Tarceva 150mg。63名患者参加了这项试验，57名患者可评价疗效。治疗开始两个月后根据RECIST标准进行评估，10名患者（25%）部分缓解，6名患者（15%）稍有缓解(缩小20-30%)，19名患者（47%）病情稳定，同时发现不同部位的转移灶都有客观缓解，包括肺、肝、骨、淋巴结和肾上腺。仅5名患者（12%）出现疾病进展。本试验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1个月（5~16个月）。中位TTP超过12个月，81%的患者在治疗12个月后仍然存活。

试验中出现的毒性反应与单药试验相似，一般能够控制，主要表现为皮疹和腹泻。2名患者中断了治疗，其中1例是由于重度皮疹，另一例由于皮疹和血清样反应。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药物副作用较轻，提示或许可以用于对患者的长期治疗。尽管这些靶向治疗方法还没有达到完全缓解，但是很多患者已经在几个月的治疗中获益。Haiworth认为：即使这些药物的疗效还达不到部分缓解的既定标准，但证据表明与传统方法比较大多数患者在这种治疗中受益。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肯定了靶向治疗药物的联合应用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在多种肿瘤都存在其合理的治疗靶点。

另外一项肾癌的研究是由Memorial 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科的Robert J.Motzer医生[8]负责，干预药物是酪氨酸激酶抑制剂SU11248。它能阻断多种受体通路的信号转导，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受体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受体，这些都与血管生成有关。有63名转移性肾细胞癌患者参加了Motzer医生的试验，之前他们在多中心单组试验中接受细胞因子治疗，但疾病发生了进展。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0岁（24~87岁），其中59名患者为透明细胞癌，43名患者为男性。Motzer医生试验的主要评价指标是总有效率（根据RECIST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判定疗效）。SU11248给药方法：每天1次口服50mg，连续4周，然后停药2周。持续治疗直至疾病发生进展或因毒副作用不能耐受为止，中位治疗时间为9个月（＜1个月～16个月）。